小的时候学历史都是按照课本的，课外的书籍不多，按照书本上的描述，特别是近代史，似乎历史人物都是非黑即白，要么是个英雄，要么是个败类，你要么喜欢他，要么讨厌他，没有灰色地带。可惜真的历史不是这样的，或者说历史背景下每个个体生命都是复杂的。从历史书上看，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发动了对亚洲各国的侵略战争，偷袭了珍珠港将战火烧遍太平洋，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重要组成。在亚洲各国人民的顽强反抗下，加之美苏的协助，日本无条件投降，我们的抗日战争乃至全亚洲人民的对日战争都取得了胜利。美国人John W. Dower写了一本书描写战后美军在日本做占领军的六年生活，包含了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给了我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来审视这个曾经给我们祖国带来巨大磨难的国度。这本书叫Embracing Defeat，‘拥抱战败’。
曾经看过David Lean的电影The Bridge on the River Kwai，当时看到英国战俘在日本人的压迫下悲惨的遭遇，很是愤然。但却没想到，战争结束后日本战俘的生活更加悲惨。1945年8月投降之后，有350万日本军人在各个战区向盟军投降，然后他们没能立即登上回国的客船，反而被安排做为劳工，在东南亚、中国内地、太平洋岛屿上，而事实上当天皇宣布投降后立马就转而去关心自己的前途了，这些宣誓为他效忠至死的士兵们完全被遗忘。
在英军美军控制下的地区，陆陆续续遣返了大批的战俘，但苏联人是最不配合的，他们甚至不承认他们一共接受了多少战俘的投降，据美国人计算大约有170万战俘被拉到了西伯利亚去做劳工，在不断的要求下，苏联人分若干次遣返战俘，即便如此，当最后一批战俘在1949年被遣返后，人们发现，其实还有30万人不知去向。四十年后，苏联人才提供了死在西伯利亚的日本人名单，而这份名单上只有不到五万人的名字。因为所谓成王败寇的规律，获胜的一方根本无意去追求这些真相，我无法想像那些日本战俘在苏联战俘营的生活，也许其中一些人罪有应得，但也许其中一些人就像那个拯救了波兰钢琴家的纳粹军官一样，仅仅是无辜的被卷进了这场浩劫，最后落得的下场只是客死他乡。
另一个令人沮丧的故事是东京审判，自从看了The Reader里关于纽伦堡审判的讨论之后，我就已经开始联想到东京审判的公平性。无论是从什么层面来说，让几个个人来承担一个国家发动战争的责任，都是很难保证公平的，更何况日本和德国不同，日本军国主义是个很泛泛的概念，并没有德国纳粹的那种小的领导团体，即便是主持袭击珍珠港的山本五十六，本质上也不是个主战派，也许在他看来，他和The Reader里的汉娜一样，仅仅是完成了自己的本职工作。而那个最有可能成为罪魁祸首的天皇，却因为美国人的庇护完全撇清了责任，完全没有被审判，甚至连所有皇族都被赦免，包括南京大屠杀的真正的主使人。另一方面，如果提到反人类罪，对广岛和长崎实施核打击的美国人又该如何审判呢？他们当时的目标可不是军事目标，是平民聚居的市中心。Dower写的好，这不是法律的审判，这是政治的复仇。
麦克阿瑟庇护天皇的理由很有趣，他认为德国人是很成熟的民族，他们无论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都一定是有意为之。但日本人是个不成熟的民族，他们做的很多错事都是基于对这个世界不完整的理解。换句话说，日本人是做错了事的孩子，未成年不定罪，德国人是成年人，犯罪要判刑。基于这个思想，当美国人在朝鲜战争遇到困难时几乎让日本人参战，幸好日本自己的领导人制止了这种疯狂的举动，连他们自己的首相都知道日军出战对亚洲人民的感情是一种什么样的伤害。
历史终归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只是不意味所有人都会满足于这样的书写，有John W. Dower这样的人我们才不会让历史真的被人遗忘，这本书让他值得那座普利策。
